《Five hundred miles》以质朴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，勾勒出一幅游子离乡的经典画卷。歌词通过重复出现的“五百英里”意象，构建出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的双重隐喻，既写实又充满象征意味。铁轨的意象贯穿全曲，车轮与轨道的撞击声化为节奏韵律，暗示人生旅途的不可逆转性。贫困潦倒的细节描写——“没有衬衫穿在身上”“身无分文”——折射出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，而“上帝啊我不能再回家”的反复咏叹，则深刻揭示了经济压力与传统乡土情结的剧烈冲突。邮差与书信的意象缺席，暗示了现代社会中人际纽带的脆弱性。作品中弥漫着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侵蚀焦虑，火车既是进步象征，也成为割裂亲情的地理刽子手。三个段落的递进结构展现离乡者从踌躇满志到怅然若失的心理演变，最后落在“遥远”一词上的升调处理，将地理距离升华为精神漂泊的永恒状态。这首民谣通过个人叙事折射出二十世纪美国社会转型期的集体乡愁，铁轨延伸的尽头既是新大陆的希望，也是旧日温暖的墓碑。